本文转自【光明日报】；
【藏品的故事】
1980年6月5日，成都画院成立大会在成都文化公园举行。四川画坛的一批老艺术家与中青年画家齐聚一堂，共同见证了画院的诞生。对于当时的成都而言，一座由政府兴办的专业画院，不仅意味着一个新的艺术创作机构成立，也意味着这座城市开始以更有组织的方式汇聚艺术人才、推动艺术创作，并保存地方美术发展的重要成果。一座专业艺术机构最初的收藏，往往体现出这座机构最初的文化选择。成都画院的馆藏从一开始就与“人”紧密相连，它走出了一条颇具自身特色的收藏路径——以院聚人、以人成藏。
20世纪上半叶的四川，因特殊的历史际遇成为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阵地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，大批文化机构、艺术院校和艺术家南迁入川，美术资源在巴蜀大地汇聚。不同地域背景的艺术家在这里相遇，与本土艺术家共同推动了四川美术事业的发展，也为20世纪四川美术的格局奠定了基础。周抡园、张采芹、沈福文、吴一峰、李琼久、黄稚荃、孙竹篱、冯建吴、苏葆桢、赵蕴玉、丰中铁、李少言、吕林、吴凡、李文信等一大批在巴蜀大地汇聚、成长并长期耕耘的艺术家，逐渐成为推动当地美术创作、教育和研究的重要力量。20世纪80年代伊始，这批艺术家将一批兼具时代精神、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作品捐赠给成都画院，这些作品成为成都画院早期收藏的重要基础，也奠定了后来馆藏研究和地方美术史梳理的方向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这批早期收藏共同构成了20世纪四川美术发展的视觉档案，呈现出巴蜀艺术家面对传统、时代与地域文化时的多种探索。它们记录的不只是艺术风格的演变，也是一个地方美术生态逐渐形成的过程。
周抡园的山水作品，是这一时期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作为成都画院首批顾问之一，周抡园长期关注巴蜀山川，在传统山水笔墨基础上融入现实观察，形成了雄浑苍润、气象开阔的艺术风格。成都画院收藏的《成阿公路道中所见》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件。这件作品创作于1960年，此时，成阿公路已经全线通车五年。这条新中国成立初期修筑的公路，穿越岷江峡谷、高山草地，将成都与阿坝连接起来，也改变了川藏地区延续已久的交通格局。周抡园以“道中所见”为题，将目光投向公路沿线的山川景物。作品没有刻意表现筑路场景，也没有将公路作为单纯的时代符号，而是将公路建设与山川景观融入山水观看之中，使自然景观与社会发展在画面中产生联系，体现了20世纪山水画创作中现实主义的转向。
如果说周抡园的山水记录了巴蜀山河的精神气象，那么吴一峰的作品则更多保存了地域文化的视觉记忆。吴一峰长期行旅写生，将祖国山川、人文景观融入创作之中。他曾遍访巴蜀名胜，登峨眉、走青城、下岷江，在长期的实地观察中形成了对蜀地山水独到而细微的感受。《青城幽邃》便体现了这一艺术特点。青城山既是自然山水，也是巴蜀文化的重要地理标志。吴一峰没有将它简单处理为传统山水画中的“名山”，而是通过亲身游历和现场观察，将青城的山势、林木与幽深气息转化为具有个人感受的山水意境。可以说，吴一峰的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“地方志”意味，他以山水为媒介，将一个地方的自然形态、文化景观和生活记忆留在画面之中。
张采芹的花鸟与墨竹作品，在对山水和地域文化的表现方面，不同于周抡园、吴一峰。创作于1981年的《兰竹图》正可视为这一艺术追求的体现。兰与竹都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具有深厚文化寓意的题材，张采芹以简练的笔墨、疏朗的构图和自然的墨色关系，表现兰竹清雅、劲健的气质。画面所呈现的，既是花木本身的自然之美，也是艺术家借传统题材寄寓的精神品格。
同样是面对中国画传统里的花鸟题材，沈福文的处理方式更多展现出对笔墨表现力、物象生命感的关注。他在1981年创作了作品《虾》，借助简练的笔墨把虾的形态与动态表现出来，在仅仅几笔之中传递出鲜活的生命气息。虾是传统花鸟画里常见的题材，然而沈福文没有局限于固有的程式，而是用简约、灵动的笔墨去表现对象，从而让画面呈现出朴拙又生动的趣味。
与张采芹对传统花鸟笔墨的守望、沈福文对物象生命感的表现相比，李琼久则在更为广阔的山水、花鸟与人物创作中，探索中国画传统与个人性情之间的结合。作品《深秋霜叶未全红》取深秋霜叶为题，却没有着意渲染秋意的萧瑟，而是在未尽的红叶中表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气息。传统山水花鸟画中的秋景意象，在李琼久笔下获得了更为鲜活的现实感和个人情感。刘海粟曾评价他的作品“朝气蓬勃，新得出奇”，这既是对其艺术面貌的概括，也点出了他在传统中国画中不断寻找新意的探索。
对传统的继承，并不意味着固守既有的绘画形式。进入20世纪，传统中国画的审美经验也开始在不同媒介中寻找新的表达。这种探索被吴凡带入了版画创作之中。作品《无边春雨》中，他没有简单沿袭当时版画创作的既有路径，而是将中国画的构图意识、空间处理和含蓄的审美意趣融入水印木刻，在现实生活题材中寻找诗意的表达。这种取材于平凡生活瞬间的创作，却以清新、淡雅的画面和富有东方韵味的形式语言，赋予日常生活以诗意。
此外，黄稚荃、冯建吴、丰中铁、李少言等其他艺术顾问的捐赠作品，也共同丰富了成都画院早期收藏的文化面貌。他们扎根巴蜀，关注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，在各自领域形成独特探索。这些作品汇聚在成都画院，使一座地方画院的收藏不只是艺术作品的集合，更成为20世纪四川美术发展脉络的缩影。
四十余年后的今天，这批早期收藏并没有停留在历史的坐标中。2010年，成都画院加挂“成都市美术馆”牌子；2020年，又加挂“成都市天府美术馆”“成都市当代艺术馆”牌子。机构职能的不断拓展，赋予其更为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与学术研究使命，也使一件件作品拥有了从创作现场进入公共文化记忆的可能。随着画院职能从单纯收藏保管向研究、展示、公共传播不断拓展，成都画院开始重新审视这些藏品背后的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，通过持续性的个案研究，让曾经进入馆藏的作品重新回到美术史的视野之中。
从“以院聚人、以人成藏”，到“以研促藏、以藏促展”，成都画院的收藏实践始终与城市文化发展同行。四十余年前，艺术家以作品参与一座画院的建立；四十余年后，持续的研究让这些作品重新焕发生机。一件件作品记录着艺术家的生命轨迹，也保存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。那些曾经进入成都画院收藏的艺术创造，并未停留于过去，而是在一次次观看、研究与传播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，成为今天我们回望巴蜀美术、理解城市文化的一份珍贵视觉档案。
（作者：孙晓伟，系成都画院展览展陈部主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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